学习《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笔谈：建立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是首要目标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 刘云生

《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建立”的主要目标。很显然，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被摆在了定向导航的显要位置，是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搭建的“四梁八柱”。

所谓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就是在教育制度中居于基础位置，能够起到制约、派生或影响其他制度的原生性行为规则体系。《意见》之所以把“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作为2020年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达成的主要目标设定下来，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考量：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所在。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必然要在建立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上有所突破，否则，就难以完成“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改革任务。

二是教育深刻变革趋势所在。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阶段，教育还不完全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破除教育科学发展的障碍，建立新的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更为迫切。

三是现代教育制度变迁所在。党的十八大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号角，“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成为新时代的教育任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从“有”到“优”，为世界提供教育制度的“中国范式”，成为中国教育的新追求。

四是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需求所在。教育制度尤其是教育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内生需求，是必须夯实的基层基础。正因为如此，《意见》确定改革的主要目标时，在“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的表述前，特别写明“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我国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建设的主体是谁？答案很明确，只能是党政，即“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这是由基础性制度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基础性制度是基于国家主权、政权和治权的，具有原生性，是其他制度派生的根基；具有支撑性，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是党政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这也是由教育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教育具有公益性，教育基础性制度是党政必须给予人民群众的公共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教育基础性制度也只能由党政来提供，其他一切社会机构都没有这个权力。具体来说，如何建设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呢？《意见》也作了方向性的明确。

一是系统设计。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是教育制度体系的基石和骨架。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骨架不好难以鼎立。系统设计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十分关键。这里的系统设计，既要有整个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的设计，就像《意见》一样，对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的框架、轮廓进行勾勒，也要有对每一个局部进行统筹设计，如对育人制度、办学制度、管理制度、保障制度等板块的设计，还要有对每一个具体的基础性教育制度的设计，《意见》就对入学、考试等制度进行了设计。

二是改革推进。改革推进是建立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的工作手段。《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教育改革统筹决策、研究咨询、分工落实、督查督办、总结推广的改革工作链条。”要健全教育改革决策机制，充分发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筹谋划职能，完善省级教育改革领导体制。要健全决策服务机制，充分发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加强教育研究机构建设，提供决策咨询。要健全教育改革试点机制，鼓励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开展试点，宽容改革失误。要健全督查机制，定期发布监测评估报告。要健全改革推广机制，将成功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和政策。

三是实践博弈。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虽然是由党政主导设计和制定的，但在现实世界中的建立，并不是简单地按照文件这个“图纸”施工，而面临着实施过程中制度参与人的博弈。制度设计者不得不考虑制度参与人的合理诉求和建设性的意见及建议。这些诉求、意见和建议同样是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建立的力量来源。

四是立法固化。建立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要于法有据，如果要作出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的制度安排，必须先修法，或者经过有关程序暂停现有法律法规的实行，或在某个区域内实行。当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的建立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取得了积极进展和良好效果以后，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行之有效的制度固化下来，大力实施。正因为如此，《意见》要求完善立法和实施机制，提高法治化水平。

五是持续完善。尽管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具有稳定性，一旦建立，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大体不变，成为教育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支撑，但稳定不等于一成不变。在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完善，使之更好地为教育事业发展服务。正因为如此，《意见》明确要求健全教育改革试点、容错、督查、推广机制。当然，如果这种“小修小补”难以适应教育改革发展新的形势，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就面临调整、重构和升级了。这必将开启新一轮的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建设征程。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转型升级，推动着教育制度向前发展，推动着教育事业向前发展。